地名与国家版图意识

来源: 中国测绘      时间: 2007-11-02 14:52

  地名是地图的重要要素。

  地名的称谓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

  作为历史产物的地名,根据“名从主人”的国际惯例,往往是确认领土主权归属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地图产品上规范地标注地名,是国家版图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地名是确认领土主权归属的重要标志

  众所周知,地名的命名总是有它的由来和含义的,也总是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族风俗等密切相关的。因此,地名的称谓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作为历史产物的地名,根据“名从主人”的国际惯例,往往是确认领土主权归属的一个重要标志。无怪当今世界上凡两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地方,不同国家会有各自不同的叫法:如南美洲东南有一群岛为阿根廷与英国争议地,阿根廷名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其东西两大岛屿及其首府分别称为“索莱达岛”、“大马尔维纳岛”和“阿根廷港”;而英语名称为“福克兰群岛”,其东西两大岛屿及其首府分别称为“东福克兰岛”、“西福克兰岛”和“斯坦利港”。而韩日两国在日本海有一归属争议的岛屿,韩国方面称“独岛”,而日本方面则称“竹岛”。由于地名名称及其拼写起了争议双方领土主权归属的佐证作用,为此,在全球领土争议地区的地名,双方普遍存在着不同的名称或各自不同的书写形式。

  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56个民族几千年来就世世代代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这一版图上。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我国56个民族的先民们在从事严峻生产活动的同时,为了相互交往和生产斗争的需要,对其居民聚落及其周围的自然地理实体———山脉、河川、港湾予以一一命名。从我国丰富的地图和文献资料中,记载了各兄弟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它反映了各兄弟民族活动的分布范围,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领土的隶属关系。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南部、喀拉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地区这一名称源于维吾尔语,意为“白石滩”。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其地名都以藏语和门巴语命名,把“河流”称为“曲”,如“娘江曲”;把“山口”称为“拉”,如“色拉”;把“地方”称为“隅”,如“门隅”、“洛隅”;把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区划称为“宗”,如“中隔宗”、“德让宗”等等。上述维吾尔语、藏语和门巴语地名分布的地区,反映了它是维吾尔语、藏语和门巴语族活动的分布范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领土范围历来是属于中国管辖的版图。

  钓鱼岛列岛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并且从明朝开始就已列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内。有关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名称记载于1532年《使琉球录》一书中。

  反之,钓鱼岛列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大概是在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由冲绳县师范学校的教师黑岩恒命名的。尖阁列岛比钓鱼岛名称出现整整晚500年。而日本提出的尖阁列岛名称实际上也是个舶来货,据考是从英文名Pinnacle Islands译为日文“尖阁列岛”的。1845年英国“萨马兰”号军舰进入该海域看到钓鱼岛东侧礁石形状酷似基督教堂顶部小尖顶,故命名为Pinnacle Islands。50多年后,黑岩恒才根据英语名称译为尖阁列岛。而钓鱼岛,日本人根据日语动词置后的构词习惯改为鱼钓岛,岛名意思和中文完全一样。为此,按照传统国际法的规定,由于中国最早发现,并予以命名且实行连续有效的管辖,钓鱼岛列岛无可争议地应归属中国。

  正由于地名历来被认为是确认领土主权归属的重要标志,为此,当一国侵占邻国或他国领土时,一般情况下都会用该国语言的地名去取代被占领国原来的地名,以掩饰占领者的侵略行径。历史上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40万平方公里原属于中国的版图,我国各族人民在这一广袤土地上用满语、汉语、赫哲语和乌德海语命名大量居民点、河流、山脉以及海湾。在这些地名中,较著名的有海兰泡、伯力、海参崴等。我国人民命名的小居民点、小河流名则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以东地区更是俯拾皆是,举不胜举。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传统地名是生活在这一地区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在这里进行生产活动和对当地大自然认识的结果。只是由于19世纪中叶沙俄的入侵才使这一地区地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黑龙江流域没有一个以俄语命名的地名。然而由于1858年、1860年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去了这14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划入俄国版图。俄国在此到处设置军事哨所,并以俄语名称篡改传统的中国地名。沙皇俄国为了吹捧殖民扩张活动所取得的功绩,往往采取以沙俄殖民活动探险家、先驱者、军官以及其主子沙皇的姓氏来篡改中国已有的传统地理名称;或者以俄语命地名为殖民扩张活动歌功颂德。如将海兰泡更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把伯力更名为哈巴罗夫斯克;把海参崴更名为符拉迪沃托克;为纪念彼得大帝,将塔阳鄂萨哈湾更名为彼得大帝湾;为纪念沙皇尼古拉一世将庙街更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这一版图上许多地名的改变是沙皇俄国侵占中国土地的铁证。

  回顾20世纪70年代,中苏两国在乌苏里江边境由于苏方的挑衅曾一度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珍宝岛事件。其后前苏联企图以更改滨海边疆区的汉语、满语地名来掩盖沙皇俄国占领中国领土的历史真实。为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2年12月26日颁布法令以俄语名称更改了7个残存的以满语、汉语命名的城镇和河名:居民点野猪河(Tetyukhe)更名为达利涅戈尔斯克(dalnegorsk),俄语意为“遥远的山城”;野猪河码头(Tetyukhe Pristan)更名为鲁德纳亚码头(Rudnaya Pristan),河名野猪河(Tetyukhe)更名为鲁德纳亚河(Rudnaya);刀兵河(Dao-BIN-Khe)更名为阿尔谢尼耶夫卡河(Arsenyeka);西南岔(Sinantsa)更名为切列姆沙内(Cheremshany);在满语中意为“山羊”的伊曼(Iman),更名为达利涅列钦斯克(Dalnerechensk),俄语意为“遥远的河城”;满语意为“边界”的苏城(Suchan),更名为游击队员城(Parizansk)。

  南沙群岛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发现了南沙群岛,即在西汉时期已有在涨海(即今南海)航路进行贸易的商路,已知有珊瑚礁和珊瑚洲。公元2世纪初,政府已巡视这一带水域(见《太平御览》卷六十引谢承《后汉书》),公元3世纪已记载珊瑚洲在南海中,由珊瑚礁所成。长期以来勤劳的中国人民和历代政府对南沙群岛进行了开发和管辖。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沙群岛是我国领土的事实并不存在异议。但随着人们渐对海洋资源的重视,以及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蕴藏着丰富油、汽、矿藏、水产等资源的发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对我南海部分海域、南沙群岛的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1970年菲律宾首先侵占我南沙群岛中的马欢等6岛1洲1礁,1979年2月菲律宾总统发布第1356号总统令,宣布这些岛屿属菲律宾所有,并将其称之为“卡拉延群岛”,并设立“卡拉延市”。1978年,越南正式声明对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称我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越南的黄沙群岛、长沙群岛。1979年9月又发表了题为“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主权”的白皮书。1973年越南又派兵侵占南威岛等27个岛礁,成为侵占我南沙群岛最多的国家。1977-1986年马来西亚也出兵抢占了弹丸岛等10多个岛礁。目前除我控制的6个岛礁和我国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外,其余44个岛、礁分别被越、菲、马来西亚占据,其中越南更是提出对南沙群岛拥有全部主权的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不仅将南沙群岛的有关岛礁非法地划入其版图,而且公然无视中国政府颁布的标准岛礁名称,用入侵者国家语言名称来篡改中国名称。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越南出版的地图上看到南沙群岛所有岛礁名称全部用越南语重新命名,以篡改中国政府1983年公布的标准名称。如南威岛改为“长沙岛”、费信岛改为“平原岛”、马欢岛改为“永远岛”、中业岛改为“铁峙岛”、景宏岛改为“生存岛”、北子岛改为“东双子岛”、南子岛改为“西双子岛”等等。一个国家在其出版的地图上竟敢公然更改另一个国家某一地区全部岛礁名称,这在国际上也是空前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规范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世界地名标准化会议要求国际地名标准化应以各国地名标准化为基础。各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标准化应当尊重各主权国家的意见,各国主权范围内地名的罗马字母标准拼写形式应当作为国际通用的标准形式。为此,各国地名的拼写应以本国官方文字名称为准,凡以罗马字母为通用文字的国家,其地名应以官方规定的拼写形式为准,不使用罗马字母文字的国家,其地名则应采用官方规定的或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转写法转写,以此达到世界地名的单一罗马化。因此,凡以罗马字母为通用文字的国家,其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包括附加符号和必须反映的重音符号以及地名中的通名部分均可为另一以罗马字母为通用文字的国家照搬移用,无须再用相应文字语言译名。

  今天,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相当多的国家采用罗马字母作为本国文字拼写形式外,还有部分亚洲、北非国家和少数欧洲国家采用非罗马字母作为本国文字拼写形式。这些国家如何实施该国地名罗马拼写法是当前国际地区标准化一项重要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一重要课题,联合国地名标准化组织设置了非罗马字母国家地名单一罗马化工作组,其主要任务是从国际标准化角度分析、比较各种语言的罗马字母转写法,进而帮助这类国家拟订出罗马字母转写方案。当然,国际地名罗马标准化的基础在于各国地名标准化。为此,首先要求各国地名权力机构制订出本国非罗马字母转写为罗马字母的官方方案并递交单一罗马化工作组予以评估,然后提交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批准,才可在国际上生效。

  1977年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交了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的方案,大会表决以43票赞成,4票弃权,1票反对予以通过。为此,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作出决议,全文如下:

  会议,

  认识到《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法定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中国已经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

  注意到《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用于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法是合适的;中国已出版了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手册(汉、英对照)》等资料,《汉语拼音方案》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考虑到国际上通过一个适当的过渡时期,普遍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完全可能。建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拼写法的国际标准。

  1978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外交部、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并指示“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象的重要措施,望各部门认真做好这项工作”。1979年元月一日国务院宣布自即日起我国在对外文件、书报中,中国地名的罗马了母拼写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作为国际标准。

  在这以前,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一直是混乱的。据周有光先生《汉字改革概论》介绍,自1605年到1958年中外拟订的各种拼写汉语的方案共有35种,其中有17种是外国人制订的。英文中常用的主要是“威妥玛—翟理斯式”和旧邮电式。在其他使用罗马字母的语种中,对中国地名也各有各的拼法,都不统一。以上海为例,英语拼作Shanghai、法语拼作Changhai、德语拼作Schanghai。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方案》的公布为我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规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汉语拼音方案》“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可以在对外文件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等等”。从1958年开始,我国的邮电局名、铁路站名、部分城市街道名开始使用汉语拼音。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长期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旧拼法的不合理局面。尔后,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该文件对汉语地名的分写、连写、数词的书写、大小写、隔音、儿化音等正字法原则作了详细的规定。继后,又制定了三种少数民族语言即蒙语、维吾尔语、藏语的罗马字母转写法,使汉语拼音方案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拼写上的应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14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主席、加拿大地名委员会主席多里昂先生曾高度评价中国汉语拼音方案在地名拼写中的应用,认为它是自第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以来在单一罗马化工作中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纵览天下,我们的邻国日本至今仍并存“训令式”法定转写方案和通用的“赫本修正式”;俄罗斯联邦在国际上也仍然存在“1983年国际标准化方案”和“美英转写系统”。两套转写方案相持不下使这些国家地名单一罗马化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相比之下,尽管中国地名汉语拼音方案起步晚,但步伐大,影响深远。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地名作为地球的特殊信息载体,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作为国内国际的统一标准,涉及到我国政府和联合国对外文件的法律效力,也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工作。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中要求:“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从这一天起,秘书处起草、翻译或发出的各种文件都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该通知还具体规定:“秘书处收来转发的文件如果用的是中国名称的旧写法,要改为汉语拼音……”、“条约、协定和其他法律文件中如果遇到中国名称的旧写法,要加一个脚注……”。1985年,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地名为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至20世纪90年代,用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地名已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认可。据有关消息透露,1999年国民党当政时,台湾“行政院”曾召集有关部门开会,且达成共识,台湾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文译音系统。遗憾的是,不久之后陈水扁上台,出自他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目的之需要,使“汉语拼音”在台湾人名地名拼写中的应用搁浅,致使台湾仍然流行拼写上零乱不堪的“通用拼音”。

  三、提高本国版图地名拼写的主权意识,消除殖民主义色彩的外来地名

  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各国纷纷取得独立,其版图获得了新生。在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非洲人民当家作主的版图上,非洲各国都着手编纂标准规范的本国地名手册,并致力消除本国地名中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名称。自15世纪末以来,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致使当地民族造成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局面,各民族语言的地名只能按照宗主国语言文字进行转译。如北非的索马里,过去是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没有本国语言的书写文字,其地名书写采用英文和意大利文。独立后,成立了语言委员会,以罗马字母为基础创造了本国文字。1972年,政府宣布了使用罗马字母为索马里语文书写体的重要决定,结束了索马里人民长期以来没有自己文字的历史,并以索马里新文字拼写本国地名,更改和修正了本国地名中大量英语、意大利语的不正确书写名称。博茨瓦纳1966年独立后,在使用茨瓦纳语对本国地名实施罗马化的规范方面卓有成效,该国地名委员会于80年代出版了新旧地名对照的地名录,修定了大批原宗主国语言错拼错译的名称,如国名贝专纳兰、首都加贝罗内斯分别更改为博茨瓦纳和哈博罗内即为一例。自60年代以来,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取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后,都相继着手清理了一批殖民主义的地名;同时以本民族语拼写修定了许多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错拼错译的名称。不少非洲国家已制订了自己的罗马文字,有的正在酝酿拟制本民族语言的文字。随着这些民族语言的罗马拼写文字的诞生,这些国家地名的罗马拼写规范化工作也应运而生。如东非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用官方的斯瓦希里语正字法编制了自己国家的地名录;刚果民主共和国也用本民族语出版了本国详细的地名录;西非的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用班巴拉语和莫西语订正了以前法国人错译错拼的地名;津巴布韦、安哥拉、也已着手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重新订正错译错拼的地名,以促进本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的规范化。20世纪70年代我在地图出版社参加编制和翻译非洲分国地名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都十分重视自己国家版图内地名拼写的主权意识,在“名从主人”的原则指导下,实施本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

  当年葡萄牙、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殖民主义相继入侵非洲。殖民者每侵占一座城池并建立据点时,常以派遣他来的国王、王后、大臣或以自己的姓氏为之命名,以示纪念。因此,非洲地图上大好河山和重要城市充斥着西方殖民主义色彩的外来地名。非洲各国取得独立以后,理所当然要以本民族语地名取代殖民主义名称。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由利奥波德维尔改为金沙萨<津巴布韦首都由索尔兹伯里改为哈拉雷<赤道几内亚首都由圣伊莎贝尔改为马拉博<莫桑比克首都由洛伦索=马贵斯改为马普托<乍得首都由拉密堡改为恩贾梅纳<冈比亚首都由巴瑟斯特改名为班珠尔。1966年扎伊尔(今刚果(金))曾对该国以法语命名的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十多个地名予以重新命名,或恢复原名或给予新的名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非洲各国更改殖民主义地名的这一举措是非洲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曾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为了实现瓜分中国的目的,派遣探险家、传教士、测量专家在测绘我国地图的同时,肆无忌惮地对中国版图中的山岭河川以外国的帝王将相、政坛军界名人姓氏或外国的国名、地名予以命名或根据自然实体的某一特征用外国语言命名。他们的代表人物有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孜洛夫、奥勃鲁契夫,瑞典人斯文赫定,法国人邦瓦洛、迪特勒伊、英国人海沃德、迪西等,他们都在所谓“考察”和测绘中国地图的同时,篡改中国西部山川湖泊名称。

  解放后,我国有关部门开展了对外来地名的清理工作,如中尼边界上的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早在1717年清代《皇舆全览图》上就已标出,但于1855年英国用前印度测量局长“埃佛勒斯”的姓氏命名此峰。1952年恢复藏语原名。另外喜马拉雅山(又称赫定山)恢复为中国传统名称冈底斯山。在此必须提到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当时测绘科学研究所曾世英、杜祥明两先生怀着对地名标准化极端负责的态度,以解放前编绘的我国百万分之一地图和1956年及1956年后我们出版和编绘的部分中小比例尺地图为依据,查出我国西部西方强加于我们的外来地名54个。他们对外来地名清理工作的完成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版图的尊严。为了实现全国地名标准化,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地名委员会曾组织广东省测绘局及有关单位对我国南海诸岛的地名进行了普查,并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报经国务院批准,1983年4月24日,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经新华社公布了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这一举措为捍卫祖国的南海疆域版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地名的角度展示了南海诸岛历来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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